来源：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甲辰龙年在立春之后到来。清晨，太阳升起，初春的阳光洒在丰盛的草原、乡间的田野、喧闹的街巷、忙碌的码头和高楼的窗口。阳光，是希望的创造者。“冬天从这里夺去的，春天会交还给你。”我们因此愿意相信并彼此真诚祝福，迎面而来的甲辰龙年将在春暖花开中呈现出不一样的存在。
癸卯和甲辰交替前的两个多月，浓得化不开的悲观情绪肆意蔓延。其实，更长一段时间以来，“信心严重下滑”都是我们对一个又一个讨厌问题的方便回答。曾经，我们系马高楼下，意气风发，我们选择毫不停歇地奔跑，而脚下任何一条路似乎都通向世界的尽头；而今，我们被莫之能御的时代巨变反复捶打，举步维艰，要么选择远遁，要么隐入尘埃，普遍开始降低对未来的预期，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
初春的空气中一如既往带着渴望和忧伤。浓烈的烟花和震耳的爆竹声中，“龙行龘龘、前程朤朤”成为人们最常交换的祝福用语。借助“龙图腾”所寓意的上天入地、呼风唤雨、改变自然的力量，人们祈望新的一年能够开启一个与过往不同的篇章。
“生命是在低谷里孕育出来的。它随着古老的恐惧、古老的欲念、古老的绝望一直吹到了山顶。我们之所以必须一步步走上山，就是为了可以坐车下山”（威廉・福克纳）。我们这个时代的低谷本质上源于经济进一步增长所面临的严峻挑战。经济增长放缓是全球性命题。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在《美国增长的起落》（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一书中详细论证：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是技术革命带来的生产率提升，而人类历史上最为重大和最能提高生产率的发明比如电和内燃机都已经发生了，技术前沿的停滞再加上逐渐在经济生活中占主导的服务业难以实现机械化和规模经济，一个国家在工业化之后再难维持生产率的持续增长。
中国过去四十多年的发展某种程度上也支持这个观点。通过对制造业、出口部门、基建、房地产、公共服务等节点行业和关键领域的高强度投资，加上改革开放带来的人的活力释放，中国快速推进工业化进程，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年增速长期保持在4%以上，这解释了1978年迄今中国平均逾9%的经济年增速和超过1.7亿个生机勃勃的市场主体的奔涌而出。然而，在2011年左右基本完成工业化之后，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开始明显下滑，最近十年已经降到1.8%以内。与生产率增速下滑相伴而来的是传统动能作用式微， 具备大规模生产和规模经济特征的行业普遍产能过剩，高速增长过程中低垂的果实大多被采摘，而新的节点行业尚未完全形成……经历了四十多年，我们最终还是深刻感受到了增长的压力。在失去了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高速增长所带来的安全感后，我们原本就不深刻的认知和飘浮的注意力，往往被牵引着走上了一条不断自我循环加强的负面情绪的通道，而我们对此并无察觉。
“当事实改变你的思想，那就是科学；当思想改变你的思想，那就是哲学；当上帝改变你的思想，那就是信仰”（李·斯莫林）。走出时代的低谷，我们需要穿越认知的迷雾，在烟雨蒙蒙的希望中建立起关于增长的信仰。在极其混沌和困难的情况下着眼于创造一个不同的未来，我们所有努力首先必须建立在希望和信仰的基础上。我们需要不屈不挠做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并构建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共同体，超越现在和现状思考，坚信且因此更清晰地看到某些东西，以此改变自身的认知和行为，并去影响他人。
我们需要看到我们正处于一场新的“技术革命”的开端，其意义等同甚至大于伟大的工业革命给人类文明带来的跃进式的推动，而这将构成未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坚实基础。创新不是以一种连续的方式进行而是集中在某些时间段，创新的蜂聚可能触发“技术革命”，进而使经济社会呈现出新的发展周期。新能源、AI大数据等领域的技术、管理和组织创新蜂聚是否意味着经济增长范式正在改变，而困扰已久的生产率增长不足问题最终有了答案？
我们需要看到我们仍有大量急需投资的领域，而加大对这些领域的投资将有力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我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非常高，但在全球价值链上仍处于中、下游位置，在原材料、核心零部件、底层技术等环节难以形成闭环，存在“卡脖子”问题；科技突破是生产率提升最重要的驱动力，基础科学研究更是科技突破的基础，我们研发中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占比仅为6.3%（2022年），而这个数字在美国是17.2%，在法国高达25%，我们基础研究经费刚刚突破2000亿元，目前只相当于美国的20%；我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只有GDP的43%，居民消费率不到GDP的40%，这两个数字均远低于发达国家60%至70%的水平，未来很长一段时期我们都面临“如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这一挑战；中国发展仍存在着城乡、区域间的不平衡，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高达2.45左右，在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甚至更高……
成长过程包含着对“熟悉所带来的舒适”的克服——正如作家卡尔维诺曾说的，“我们在生活中选择与珍惜的一切轻松东西，将来不可避免地变成沉重的负担”。走出时代的低谷，我们需要更加勇敢，扯掉思想房间的封条，寻求把我们带向更好未来的想法和行为。站在经济巨大成功的基础上回望，我们倾向于赋予那些我们得心应手因而感到舒适的思想和行为更高的权重，这其实就是行为科学里的“后视偏差”（the hindsight bias）。因为“后视偏差”， 我们容易产生路径依赖，自设思想禁区，沉溺于舒适的知识正统，而这一切将阻碍我们获得更好的想法，采取更为果断的行动，去解决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跳出旧思维框架的约束，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并定义经济政策的目标，以此确定新的宏观政策框架体系。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对应着高质量发展和一个国家长期竞争力的提升。因此，中国经济政策的目标应该转向有助于推动生产率增长的若干个 “有利于”：有利于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出现；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稳定；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有利于1.7亿个市场主体保持活力；有利于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等，最终集中体现为有利于超越GDP的“国家整体价值”的大幅提升。以提升生产率和国家整体价值为目标，中国需要也具备实施积极宏观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的巨大空间。就此，我们是否可以大规模发行期限30年以上的特别国债，一方面大力推动节点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投资，加速新旧动能转换；另一方面，果断开启结构性改革，聚焦解决制约中国生产率增长的结构性问题（例如，居民可支配收入偏低，公共服务体系投资不足，城乡二元结构等）？在总需求严重不足以及通缩预期已经形成的情况下，大规模特别国债的发行及资金的精准投放有利于信心的恢复，随着而来的通胀风险也在可控范围之内。
我们是否可以适当修订《中央银行法》，允许央行在更大限度内买卖政府债务，企业债、基础设施REITs、ETFs甚至是上市公司，以此丰富中央银行调节市场流动性的工具箱？这些政策举措，辅之以财政出资的股市平准基金，适当使用将有助于修复并提升中国资产的市场估值，更好地为急需大量投资的节点行业和关键领域注入流动性。
中国四十多年经济高速发展留下的最大财富是1.7亿个市场主体，其中绝大部分是民营企业和小微经营者。它们是蓬勃生长的丰盛草原，只要阳光稍加触碰，就如鲜花盛开。我们能否将短期的经济增量政策和长期的结构性改革举措尽可能向民营企业和小微经营者倾斜，使它们成为政策和改革的最大受益者？
房地产投资下滑、需求不足、房企债务违约等对总体经济和金融体系冲击极大。我们能否采用应对金融系统风险的方法化解房地产风险，实现行业的软着陆，并推动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出现？具体而言，由财政部、央行、金融监管总局、住建部等统筹成立全国性的“房地产平准基金”在那些人口净流入的城市或灵活就业人员占比较高的城市，直接购买商品房并将其转换为租赁住房或长租公寓；与此同时，通过债务重组方式将供给明显过剩的商品房土地储备转换为保障房用地，推动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建设。人的自由流动是经济繁荣的基础。目前我国有2.55亿人常住城市但没有城镇户口，加上未来从农村和农业转移到城市的大约1.4亿人，到2035年我们将有4亿人需要完成市民化——他们的住房需求更可能要以商品房之外的方式来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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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行走决定一个人的存在，而一群人的行走可能决定一个时代的存在。走出时代的低谷，我们需要构建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共同体，迅速、勇敢行动起来。我们必须开启的旅程充满着不确定，无论是目的地还是路径，甚至包括同行的人。然而，面对世界永恒的新奇和不断诞生的未知，我们无法等待一个没有怀疑和痛苦的日子，恐惧、犹豫和滞延的代价是改变的机会。值得做的事，做得糟糕也值得。眺望远方，大踏步向前进，我们隐约看见无尽的岁月奔涌而来，等待我们用那些值得做的事填满。
“每一天都是新的，都是纪念日，而疼痛如此遥远，在永恒的战利品中，你只拥有黄昏的星。”（君特·艾希《一月一日》）。你好，2024！
2024甲辰年正月初五
于北京海淀颐和园路5号
刘俏，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金融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十四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017年《中国新闻周刊》“影响中国”年度经济学家。刘俏教授在公司金融、实证资产定价、市场微观结构与中国经济研究等方面拥有众多著述，其著作包括《我们热爱的金融——重塑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金融》、《从大到伟大2.0 —— 重塑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等。
